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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典刻在民心

作者:□ 薛忠勋 李晓红  发布时间:2012-06-19 11:27:20


内   卢梭有一句至理名言:“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,也不是刻在铜表上,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。”这句话让人联想起中国法律思想、法治文化的一次次跨越进步:从法典打破贵族的垄断到法律的社会传播,再到法治的深入人心。因为法治的实现除了要有良备的立法外,还须将刻板的法条嵌入人们的生活情境之中,进而将法律原理、法治精神真正根植于社会心理。化有形的法典于无形一般将其刻在民心,也许才是法律人使命的最终实现。

  法典走出“神龛” 

  春秋战国时期,东方文明的中国大地上在孕育着一场启蒙式的法律革新。公元前536年,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“铸刑书于鼎,以为国之常法”,开创了中国公布成文法的先河。23年后,晋国的赵鞅效仿子产,向晋国的老百姓征收了480斤铁,铸造刑鼎,在鼎上铸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,史称“铸刑书”。再后,其他诸侯国也陆续仿效,中国遂进入成文法典时代。将成文法公布于众,打破了“刑不可知,则威不可测”的法律秘密状态,是中国法制进程中划时代的变革。然而,变革的过程却是曲折的,正如胡适先生所言“须知中国古代成文的公布的法令,是经过了许多反对,方才渐渐发生的。”例如,当时郑国的子产铸刑鼎时,晋国的叔向就写信给子产说:“先王议事以制,不为刑辟,惧民之有争心也。……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,并有争心以征于书。”晋国执政赵鞅铸刑鼎,更是受到了孔圣人的严厉批评:“今弃是度也,而为刑鼎。民在鼎矣!何以尊贵?贵何业之守?贵贱无序,何以为国?”

  黑格尔在《法哲学》中将国家行为的公开分为三个层次,法律公开是其中的最低层次。客观而言,这种象征性或半公开式的法典公布,改变了“王者制事立法”那样统治者对法的垄断;改变了“临时制刑,不豫设法”的法律不确定性。这与西方法制史上“汉穆拉比法典”、“十二铜表法”的颁行一样,是新思想和旧思想交锋的胜利,也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胜利。法典身上的贵族色彩褪去之时,也是正义之门向社会敞开之时。

  法典的社会传播

  法典的传播属于文化传播的范畴,文字记录文化,法典也依赖于文字的表达与传递,而生产力的进步更助推了这一进程。要破除法典传播的空间障碍,关键在于法典传播载体流动性的创新。例如,与子产同时期的名人邓析不满子产所铸刑书,自己编了一部刑书并将之刻在竹简之上,名曰《竹刑》。晋人杜预在注《左传》时说,邓析“欲改郑所铸旧制,不受君命,而私造刑法,书之于竹简,故言竹刑”。在竹简和木简上写字,要比在石柱和青铜器上刻字容易,且制作材料来源广泛、加工方便,便于编连和运输,于是简策法律典籍盛行一时。

  然而,竹木简此后又被新的文字载体丝织品所替代。帛书、缣书虽然更加轻薄,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典载体的空间传播障碍,但丝织品价钱昂贵,普通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,法典传播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。直到纸张的出现,以及技术上与印刷术的“双剑合璧”,使得法典实现了超时空存储,彻底解决了法典传播的空间维度问题。

  同时,立法技术上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也在变革。以战国时期在“撰次诸国法”基础上制定的《法经》为标志,其成果就是“罪名+刑名”或者叫“以罪统刑”的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形成。从法典结构看,《法经》包含了总则与分则、实体法与程序法、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等各方面的内容,首次创立了成文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。《唐律疏议》是唐代《永徽律》的律文注释全书,律下附以疏文,逐句诠释,述其源流,开设问答以辨疑义,首创了律疏合体的法典体例。此后,还出现了“刑统”和律例合编等体例,法典编撰体例和结构日益趋向系统化、科学化、通俗化,更贴近民众朴素的法律逻辑思维和结构均衡的审美能力。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学,自李悝著《法经》起,中经商鞅改法为律,西汉董仲舒引经注律,晋代张斐撰律表,最后到《唐律疏议》问世,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法律话语体系。这种饱含中国传统特色的法言法语是法律研究和交流的桥梁,也成为法律传承的文化载体。

  法典深入民心

  成文法公布之后,统治者也注意到了公布成文法在教化人民、预防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,开始重视法典的传播和推广。我国古代各级官吏和民众法律素养的培育,主要靠的是读法学法的制度安排。战国时期,国家法典的传播遵循自上至下、先官后民的逐级传达方式,国家设置专门的主管法令机构,中央及地方定期向官吏和百姓展示法律文本,配备专职官员负责法律条文的解释等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和措施,保证了国家法律的有效传播。这种由中央到地方,自上至下逐级传达的制度,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畅通,也保证了国家的政令不仅使官吏熟练掌握,而且百姓也能耳熟能详。许多朝代更是将法律的普及情况作为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,如《周礼》所云,“三年大比,则大考州里,以赞乡大夫废兴”。

  古代的普法教育,除了官方“讲读律令”的正统路径,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,采撷律令条款,将其变通为社会约束规范,寓学法守法于教化之中。春秋战国时期,邓析不仅自己编撰了一部法典,还授徒学法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专门研究注解法律文本的律博士,负责教授法律,培养司法官员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把《大明律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,多次颁行大诰于天下,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。其时朝廷规定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,科举考试也将大诰纳入考试范围。为了让学法守法深入人心,明清律典中专门规定了“讲读律令”条款,强调吏民必须经常读法学法,目的是让人们在读法学法以后怀刑知耻、明法守纪。而且还在广大乡村兴建申明亭和旌善亭,知荣辱明赏罚,使民众在褒贬之中受到法律熏陶。 

  要激发起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并形成共同的法治信仰,还要依靠法治文化的传承。回溯中国法治的历史脉络,法治文化没有独立于儒家的政治、生活哲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而真正体现司法人民性这一中国特色司法价值精髓的则是“马锡五审判”。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司法审判工作,注重巡回审判、就地审判、在审判中依靠群众、调查研究,在解决并纠正疑难错案的同时也使群众在审判活动中得到法治教育,是在群众中进行法治宣传,培养群众法治信仰的有效方式。“草原法庭”、“马背法庭”、“海上法庭”、“田间法庭”能够深入农村及交通不便、人员稀少等偏远地区办案,拓展了普法的广度。应当说,“马锡五审判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生动实践,金桂兰、黄学军、陈燕萍等优秀法官的工作作风中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传承,是她们将司法的人文关怀传递给社会基层群众,促进人们心中对法治仰赖的形成。同时,立法的民主化、人民陪审、司法公开等制度也改变了法律的单向传播方式,群众不再仅仅作为法律传播的受众,也成为法律的传播者和参与者。群众亲身深度参与,拉近了民意与法意的距离,从而为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“读懂”法律、尊重法律、信仰法律,最终实现法律公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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